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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之后，作为中国最大城市的上海迎来了新的政府。 筹措满志的新政府正计划正用其新的道德与经济观念改造这个国度，而上海无疑是这个宏大计划中的重要一环。 新政府试图将上海从所谓的“消费型城市”改造成符合其观念的“生产型城市”。 这样一来，生活在上海的上百万的服务业人员、失业者、难民与政治上不可靠的人们都成为了需要清理的对象。 新的政府将以集体移民的方式将这些人群分配到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 这不仅是将上海改造成“生产型城市”的一步，也是新政府试图对这些人群进行“劳动化改造”的尝试。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并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视作是新政权的一大任务。 在他的理念中，城市中大量“非生产性人口”的存在是城市畸形发展的重要原因，要把城市改造成“生产的城市”，就必须大量疏散“非生产性人口”。 随着解放军进驻上海，上海市军管会和淞沪警备司令部便立即着手收容流散军人和散兵游勇，到6月26日共计收容7832人，大部分都遣送出了上海。 同时军管会和市政府以及民间合作，3个月内又疏散难民40多万人。 在8月时，市委书记饶漱石提出“建设新上海”的六大任务，明确提出“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疏散人员和实行将部分学校工厂内迁”，“动员大批共产党员、干部和工人、学生到乡村去开展农村工作”。 之后在1954年，由于长江、淮河流域遭受了特大洪灾，造成了国内粮食供应的巨大困难，大批人口开始涌入上海，使得上海的总人口1955年4月底达到699万，比1949年3月增加了200万人。 而根据当时苏联专家的建议，上海的人口应该控制在500万以内。 在此背景上，中央正式提出了“紧缩上海”的口号，要求上海市委在3年内疏散200万人口。 这份“紧缩上海”的计划是： 把有技术、有知识的“壮工”调配去西北； 失业、无业的“农民”疏散回乡生产； “不能回乡生产、本人又无技术和文化”的去江西省垦荒； “反革命和刑事犯家属”和“社会游民”则遣送到外地参加农业生产，进行劳动改造； 此外上海的水上船民、三轮车工人、榻拖车工人、人力车夫以及其他许多服务性行业的从业人员也都被视作是“非生产性”人口，或被认为是“剩余”从业人员，也需要被遣送出大上海。 一、垦荒江西 从1956年2月底开始，上海正式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各部门、各单位纷纷在自己辖区或单位内部进行动员、摸底，并制定各自的移民垦荒计划。 到1956年初，上海市委确定全年需要疏散的人口“必成数是682200人，期成数是765100人”，其中到江西垦荒人数为8万多户、约30万人。 但这项雄心勃勃的移民计划却在第一阶段向江西遣送了4332户，20162人后就戛然而止了。 这项计划之所以失败得如此之快，原因是移民工作发生了巨大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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